在一片质疑声中，北京朝阳法院对于不履行生效判决、拖欠物业费的业主，再次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（11月27日《新京报》）。不少人认为：法院不宜采取强制措施解决物业纠纷。笔者对此批评却不以为然。

其实，法院并非在强制执行拖欠的物业费，而是在执行自己做出的生效司法判决。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，此乃法院的法定责任，只要当事人提出合法申请，法院不能拒绝。

　　公众对于物业服务的不满可以理解，但是造成不满的原因并非来自于诉讼本身。司法机制的有限性和被动性，决定了法官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法庭，去主动化解物业纠纷中业主的一切愤懑与不满。业主对于物业管理者的违约或者不当行为，必要时可提起诉讼。如果业主不向法院提起诉讼，面对败诉判决又不依法主动执行，只是在庭下强调自己的委屈，当然不能阻止法院对判决的执行。

　　不过事情探讨至此，并没有达到社会利益的最终平衡。在笔者看来，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强制执行措施本身，而是有关立法尚待健全。

　　正如败诉业主孙先生所抱怨的：自己打官司“耗不起时间”。诚如其言，在诉讼的对抗机制下，物业一方显然处于强势，业主因分散应战，各自利益难以整合，故不能有效博弈。因此，建议在相关立法中借鉴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的规定，赋予业主委员会作为独立当事人的法律地位，承认它有权代表业主集体，向物业提起维权之诉。这样一来，遇到小区绿地、物业服务等纠纷，业主们便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集众人之力，最大限度地整合意见，最方便地调查取证，推选专人代表大家参与诉讼，并分担诉讼费用，以避免某个业主“没时间、没钱打官司”的困境。

　　另一方面应当承认，公众的不满情绪中确实有针对法院强制执行的因素。我国现行诉讼法将生效民事裁判的强制权赋予了司法机关，这一直备受争议。法官作为纠纷的公共裁决者，其道义上的权威性来自于中立地位，然而如果法律规定：法院在做出生效裁决之后，还要承担强制执行的责任，势必冲淡法官的中立形象，进而将司法机关推到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，这也是近年来司法行为不断受到公众质疑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笔者在此建议，未来修改诉讼法时，应当将执行权从法院的审判权中分离出来。根据世界许多国家的公共治理经验，执行权属于行政权的组成部分，在司法的统一监督下，由政府行政部门承担生效裁判的执行任务，有利于提高司法者的专业化和中立地位，也会更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合理解决，毕竟，在社会具体事务的细节处理方面，行政部门掌握着更多的公共信息，具有更多的管理经验和资源，而公众的声音也能因此更通畅地反馈给政府部门，以资其更加有效和及时地改进工作。